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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池雄: 倡导“华商精神”,打造“闽商精神”升级版

作者:陈惠婷资讯来源:《商汇》杂志点击数:844更新时间:2015-01-23字体:[      ]
 

 

【人物名片】

方池雄:1971年12月生,福建霞浦人。

199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后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现为厦门华世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民建厦门市委创业与风险投资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宁德校友会执行理事长、厦门市经济贸易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市霞浦商会执行会长、厦门霞浦一中校友会会长、政协福建省霞浦县委员会委员等职。

值此厦门总商会成立110周年之际, 10月31日,厦门总商会倡议“两岸同庆商人节”。作为“闽商精神”的首度阐释者和践行者,方池雄先生对此异常激动。自他2004年5月17日于首届“世界闽商大会”首度阐释“闽商精神”以来,中国与全球商业环境、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发生了复杂而又深刻的变化;而他自身作为“闽商”,充满传奇色彩的的商业生涯历经三次华丽转身,成就了今天业务横跨贸易金融、教育文化及房地产市政三大领域的厦门华世昌集团有限公司暨华宇(香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此时,恰逢厦门总商会110周年纪念并倡议同庆“商人节”,在一段晨光中,方池雄向《商汇》记者阐释了他倡导的“闽商精神”升级版——“华商精神”,“仁义礼智信”,“爱国、节俭、守信、尚义、奉献”等“华商精神”关键词,仿佛穿越华夏民族上下四千年的商业发展史向我们徐徐走来……

植根海西经济 首度阐释“闽商精神”

《商汇》:首届“世界闽商大会”您为什么会想到提出”闽商精神”?

方池雄: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是,2004年1月福建省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构想。那时作为千千万万“闽商”创业者大军中的普通一员,我在想,我能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做点什么?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企业家才能和劳动、资本、土地共同构成企业“生产四要素”,它对资本等其它三个“要素”进行组织,以顺利完成具体的生产经营,所以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企业家才能的内核则是人所共知的“企业家精神”。对于全球闽商而言,它就是千年绵延不绝的“闽商精神”,它是我们共同的文化根源、商业灵魂和不竭动力。当年5月17日首届“世界闽商大会”在福州召开,全社会对闽商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中的作用寄予厚望,接受媒体采访时,我将“闽商精神”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进行阐释。

当然,“闽商精神”的提出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因素:一方面它与我个人的人生经历、早期商业生涯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那时我的商业思想已有了较好的理论储备,我在福建师大求学时进修了“中国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培训班”函授课程,在厦大MBA中心系统学习了经营管理知识。阐释“闽商精神”是我勇于商业实践、勤于理论思考的结果。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的浓厚企业家意识”;

——“以朱熹‘理学’为文化导向的企业家文化精神”;

——“以‘坚持福建本地优势,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家发展战略思路”;

这三点是我研究闽商商业史,结合自身商业实践经验得出的理论精髓,同时我认为这些就是闽商精神的主要特征,也在当时的闽商大会上得到一致认可。

追根溯源:中国商业发展“四段论”

《商汇》: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是主流;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商业活动,商业史是华夏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著名商帮和代表人物,请您从中国商业史尤其是商帮文化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一下主要历史节点。

方池雄:我们通常所讲的“华商”是指具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全球华人中的商人,可分为“国内华商”和“海外华商”。从“华商始祖”王亥作为职业商人算起,咱们中国的商业史已经有近4000年了。我粗粗地将它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商周至秦汉。这个阶段是以秦朝统一全国为大背景,秦朝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另外一个大事件则是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这些都造成那时的各诸侯国及许多当时的大城市成为著名的商业中心,涌现出春秋时期范蠡、子贡;战国时期白圭、吕不韦等为代表的“国内华商”。同时那时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日本,自然就有我们华人留居他乡,“海外华商”开始萌芽。


第二阶段是隋唐到宋元。以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等为标志,华商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内华商”代表有唐代的王元宝,宋代的朱沖,元末明初的沈万三等。那个时候商业流通范围扩大,对外贸易兴盛,“海外华商”初步涌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期,国内商品经济相对于东南亚各地发达,于是有不少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各地做贸易生意,定居当地成为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海外华商”。这个时期的“海外华商”大多居住在今天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地。


第三阶段就到了明清至民国。这个时候国内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上经商风气浓厚,以大批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为依托,商业史上首次出现区域性商人群体,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十大商帮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比如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等。典型代表如清代伍秉鉴、“晋商”乔致庸、“徽商”胡雪岩、“宁商”叶澄衷、虞洽卿、“陕商”贺达庭、“粤商”张振勋、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等。

这时,国内,明朝海禁开始开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国外东南亚部分地区变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贸易中转地,于是华人出国人数大量增加,在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确立。东自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起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迄印度尼西亚群岛,几乎到处都可见到“海外华商”的足迹。尤其你知道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批批“契约华工”,就是所谓“猪仔”,被贩卖出洋,中国进入华人大规模移民海外的高潮时期。“海外华商”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从而奠定了今天“海外华商”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这时“海外华商”代表人物有清代黄乃裳、陈黉利家族,香港李嘉诚、霍英东、邵逸夫,泰国陈弼臣、新加坡陈嘉庚、马来西亚郭鹤年、缅甸胡文虎、印尼林绍良、菲律宾杨应琳等。


第四个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到现在。这里面国内又可划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其实有很多优秀企业家,比如“中国船王”卢作孚等,但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尤其是“文革”期间,“国内华商”发展史基本停滞。第二个小阶段是改革开放到现在。以1979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一改几千年重农抑商、几十年重工抑商的积弊,国人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具有独立人格特色的“国内华商”重入国人视野,逐步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导力量,铸就了“国内华商”发展史上的“新十大商帮”——粤商、闽商、浙商、苏商、沪商、京商、晋商、徽商、鲁商和豫商。典型代表如“粤商”的任正非、马化腾;“闽商”的许连捷、曹德旺;“浙商”的马云、鲁冠球;“苏商”的沈文荣、张近东;“京商”的柳传志、刘强东;“晋商”的郭台铭、李彦宏;“鲁商”的张瑞敏;“豫商”的许家印等。

对于“海外华商”来说,从1949年到上世纪90年代,华人大批出国的历史已基本结束。这个时期随着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自然增长,“海外华商”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其中百分之八九十华人已加入当地国籍,成为拥有所在国国籍的“华商”。近二十年来,由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移民政策的调整和其他原因,仍有不少中国人通过投资移民、亲人团聚、留学海外等方式移居国外,成为新时期的“海外新华商”。至此,除极个别内陆国家和偏远的岛屿地区外,全世界都有炎黄子孙“海外华商”的踪迹。

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很多海外华商和港台商人回到中国大陆投资。“海外华商”回归本土成为新时期的“国内华商”,这使得“国内华商”和“海外华商”逐步在商业文化、经营手法、思想精髓等方面互相借鉴、日益融合。我们这时候提”华商精神”就更有意义了,国内华商的文化和海外华商的文化更加趋于一致了。

探究“华商文化” 华夏商业文明“四大主流”

《商汇》:您对中国商业发展史“四个阶段”的划分让人耳目一新。那么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有别于西方商业文明的地方?

方池雄:我把上面漫长的“四个阶段”的中国商业发展史所孕育的商业文化即“华商文化”,也概括为四个主流的“华夏商业文明”。


第一个主流的“华夏商业文明”是“黄河流域商业文明”。它的萌芽期与发展期可以从“华商始祖”王亥开展规模性贸易经商算起,直至夏、商、周三代,而兴盛期为秦汉开始直至北宋。“黄河流域商业文明”是“华商文化”的发源地,其中心为大中原地区商业文化,而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地区商业文化则是“黄河流域商业文明”的核心。

“黄河流域商业文明”展现了“华商文化”敢冒风险、自强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比如中国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陕西商帮和山西商帮。你知道的,山西、陕西这两个地方地处黄河流域中游的黄土高原,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陆路交通承南启北、四通八达,扼守边关商路之咽喉。于是明代中期晋商从小贩行商起家,通过“走西口”把粮食等物资运往边关换取“盐引”,用内地茶叶、米盐、糖果等交换塞外马、骡、驴及羊皮、皮袄等特产,开辟出一条繁荣一时的边贸商道,进而演化出令人惊叹的山西商帮乔家、常家等富豪商贾。


第二个主流的“华夏商业文明”是“长江流域商业文明”。它始于春秋战国,历经秦汉、吴蜀、东晋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至近现代,已成为华夏商业文明中极为关键和主要的商业文明,并以先进革新、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十大商帮中的徽州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等皆在商业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长江流域商业文明”。


第三个主流商业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它是继中华民族“黄河商业文明”、“长江商业文明”之后崛起的蓝色商业文明,其代表为中国沿海的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浙江商帮等。比如以泉州为代表的闽南商帮,他们在五代至宋元时期已经作为闽籍海商集团初步崛起。特别是元明时期,以漳州籍海商李锦和泉州籍海商郑氏父子为代表的闽南海商更是主导了中国海洋贸易的商业格局。又比如兴盛于十九世纪的浙江宁波商帮,自唐宋以来就沿着东部海岸溯源北上开拓海上商业贸易,造就了以上海、南京等口岸城市为据点的地缘性商帮。


最后一个主流商业文明是“海外华商”的商业文明。虽然从总的来说,“海外华商”商业文化是我们华夏商业文化在海外的延续,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海外华人商业文化在“海外华商”居住国从一开始即已脱离了母体——中华商业文化的诞生地,因而,存在于各个不同居住国的“海外华商”商业文化则因华人同化以及居住国的经济、政治状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可谓各具异化了的华人商业文化。比如,二战后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一方面他们很想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但又普遍扶持原住民经济而限制、排斥海外华人经济,这使得海外华人商业文化被深度异化,进而演变成如今各具特点、东西方文化兼容并蓄的“海外华商”商业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华人商业发展史及商业文化的异化表明,“海外华商”东西方商业文化兼容并蓄不仅丰富了世界商业文明的多元化,而且适应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商业文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我所讲的这四个我们中华民族商业发展史所孕育的主流“华夏商业文明”与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等其他民族所创造的商业文明既有共性,更具有鲜明的华夏民族文化个性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璀璨多彩的人类商业文明。

推崇备至 闽、粤、浙商帮催生海洋商业文明


《商汇》:我看到在此前的一些媒体报道中,您提到“闽商精神”的精髓是“海洋商业文明”,刚才您在上面也提出“海洋商业文明”是华夏商业文明“四大主流流派”之一。那么“海洋商业文明”相比较于其他华夏商业文明有什么不同之处?现时代下它又有何特别的现实意义?

方池雄:是的,我多次提到“闽商精神”的精髓是“海洋商业文明”,而且其所蕴含的“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等商业理念无论对华夏其他商业文明还是当下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的治国理念都具有非同寻常的参考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发展史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也好,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也罢,尤其是对海洋认识的局限性以强大的历史惯性拖住了中国向海洋进军的步伐,使我们这个民族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历史发展机遇期。但你从世界商业史的发展规律来讲,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哪个国家拥有了海洋商业文明,哪个国家就会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我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浙江商帮等所创造的“海洋商业文明”对整体的“华夏商业文明”更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与“海洋发展战略”,尤其是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海洋商业文明”在华夏商业文明中更突显其与众不同的重要性和现实性。

倡导“华商精神” 打造“闽商精神”升级版

《商汇》: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厦门总商会庆祝成立110周年,倡议“两岸同庆商人节”这样一个时机提出“闽商精神”的升级版——“华商精神”?

方池雄:还是一如当初我阐释“闽商精神”那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层面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中国梦”,那么作为国内的一个华商,我在想,我能为“中国梦” 做点什么?

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微观因素:一方面它与我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商业践行息息相关。目前我所率领的企业集团旗下的贸易、文化板块子公司近三、四年来与国际的商业往来日益增多,这使我对全球华商的商业现状及商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另一方面,近十年来我对东西方的商业史、中国商帮的发展史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商业思想方面有了更好的理论储备。

10月10日,我作为“闽商精神”的首度阐释者和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厦门总商会组织的“商人节缘起与传承”学术研讨会。了解到当年“商人节”为厦门商会首倡,并在台湾延续至今。定位为“两岸交流窗口城市”的厦门经济特区与台湾的交流交往无疑是最密切的。厦门总商会倡议两岸同庆这个“缘起于厦门,传承于台湾,根植于两岸,面向全球华商”的“商人节”,它的核心应是纪念什么,弘扬什么呢?我以为就是人所共知的“企业家精神”。对于海内外华商来讲,就是“华商精神”。

《商汇》:“华商精神”的内涵和外延较之“闽商精神”更为宽泛,它的主要特征包含哪些内容?

方池雄:我个人认为,“华商精神”的研究,一是应该具有历史的观点。就是把“华商精神”放在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商业历史进程中去研究,既研究源,也研究流,通过源流结合的方法形成一个全方位立体型的完整思路。二是发展的观点。就是用当今现代人的思想、先进的科学理论审视、研究历史文化。三是实践的观点。诚如司马迁所言:“述往事,思来者”,理论联系实际。

综合中国商业历史发展“四个阶段”和华夏商业文明“四个主流流派”,深度挖掘“华商精神”的内核,我认为主要有四条:


一是以“儒家文化”和“新儒学”为导向的企业家文化精神。

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华商”还是“海外华商”,特别是第一、二代移民海外的华商,他们都曾受到“儒家文化” 和“新儒学”的熏陶和影响。“儒家文化”的“中庸、忠恕、仁、义、礼、智、信”及“新儒学”的“修身养性、爱人爱国”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商的精神深处,使我们的经济思想及经营活动秉承“节俭、勤劳、守信、尚义”的原则,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遍布全球包括台湾、南洋地区的近4000万的闽南人和460多万客家人中所产生的“海外闽商”群体,对世界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圈崛起所作的巨大贡献就是这种“华商精神”的明证。典型代表如祖籍厦门的马来西亚陈嘉庚、祖籍福清的印尼林绍良、祖籍泉州的新加坡黄亦聪、黄鸿年父子,祖籍永定的胡文虎、胡仙父女,祖籍安溪的台湾王永庆、祖籍晋江的菲律宾陈永栽等。


二是以“坚持中国本土优势,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

无论是“华商始祖”王亥及其族人不畏险阻,艰苦创业的远古远程贸易商业活动,还是16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以潮汕为代表的广东商帮“海寇商人集团” “海贩海盗、亦盗亦商”的海上商业冒险活动;无论是近代以“无宁不成市”闻名上海滩屡创第一的“宁波帮”企业家群体,还是改革开放后对中国经济做出卓越贡献而被外界誉为“中国新五大商帮”的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他们身上无不处处演绎着“敢闯天下路,敢做天下事,敢为天下先”的“华商精神”。
如闽南商帮中以丁世忠为代表的安踏集团所走的企业发展道路,便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精神的一个典型范例。安踏所采取的“垂直一体化”运营模式同耐克、阿迪达斯的“轻资产”运营模式就有着较大差别,是结合晋江特色产业文化的产物。

三是以“人本思想、德治思想、无为而治思想”为导向,东西方兼容并蓄、开放开明、自成体系的华商管理哲学。

相对于西方理性的企业管理精神,华商文化中所蕴含的以实现人性为重点的“个人管理、社会管理和国家管理”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东西方兼容并蓄并自成一体的人性主义管理体系,深刻体现着海内外华商海纳百川、西学东用的“华商精神”。这种体系崇尚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重国家的伦理观念,以及忠于国家、尊敬长者、勤劳敬业的道德规范。它着眼于精神层面的内容,注重人性的舒展和精神的内涵,实际上体现了华商的管理哲学和文化理念。比如对台湾商业文化渊源流变的考察可以看出,台湾商业文化融原住民朴素商业文化、近代西方海权商业文化、闽粤商业文化、日本殖民商业文化、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现代欧美商业文化于一体,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商业管理哲学和经商风格。


四是以弘扬“诚实守信、守法奉献、公平正义”为导向的现代新商业价值观。

“诚信为本”是中国人经商的传统美德,历代华商都把“诚、信、义、仁”作为从商的自律大典。在中国传统伦理看来,诚信美德根源于人心,心正则诚,且只有“内诚于心,方能外信于人”。比如“嘉庚精神”的“爱国诚毅”、马来西亚郭鹤年的“诚信为本的人际关系”等等,都是华商商业伦理价值观的体现。

在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等为时代背景的新形势下,广大华商还应赋予传统的商业价值观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守法奉献、公平正义等,以形成并进而践行现代新商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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